上海市政协委员、同济大学国豪书院副院长任捷长期从事交叉前沿研究，他在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提出，应在现有制度基础上，引入“学术年龄
任捷委员表示，这一建议并非只针对人工智能领域，而是与未来产业布局、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密切相关。
长期以来，不少科研项目和人才计划以35岁、40岁、45岁等生理年龄作为硬性门槛，其初衷是为青年学者腾出发展空间，避免与资深研究者形成不公平竞争。但随着中国科技发展阶段的变化，这种“一刀切”的设计正在显现局限性。
“过去以跟踪式研究为主，现在则更强调原始创新和前沿突破。”任捷委员指出，这类研究往往具有高风险、长周期的特点，需要科研人员耐得住性子、坐得住“冷板凳”，而评价体系本身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，如果过度强调年龄节点，容易迫使科研人员追求短期成果，反而不利于长期创新。
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，也在重塑科研人才的成长路径。任捷委员注意到，越来越多具有丰富产业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在企业完成积累后选择回到高校继续深造。“不少人工智能企业的早期核心力量并非博士出身，当这些人回到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时，往往已经超过传统意义上的‘青年年龄线’，但他们恰恰具备将科技创新与产业需求深度结合的优势。”他说。
在此背景下，“学术年龄”的概念被重新提起。所谓学术年龄，是指从获得博士学位或正式进入科研体系起计算的科研年限，旨在衡量科研成长阶段，而非个人的生理年纪。
任捷委员表示，这一讨论并非简单的标准调整，而是人才评价体系如何对标长期主义的问题。他建议，在保留对青年人才早发现、早培养机制的同时，引入以博士毕业后6年、8年、10年等为节点的学术年龄梯度设计，为不同阶段的人才提供清晰、稳定的发展预期。
任捷同时强调，学术年龄并非取消标准，而是让评价更加精细，相关制度需要明确科研起点、使用边界，避免形式化操作。“评价体系不是为了制造焦虑，而是要引导科研人员安心面对长期研究。”
